10余年前，环卫工吴文坚曾揣着铁棍，在夜里偷偷倾倒无法处理的垃圾，一度担心被村民围打；

    现在，他是环卫站西区的组长，每天复查街道的垃圾分类，感受着居民分类正确率达95%以上所带来的成就感。

    这些变化发生在横县，广西的一个小县城。

    在北京、广州等8城纳入全国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实行10年却举步维艰、收效甚微之际，默默无闻的“非试点”横县，成为了媒体赞誉的“样本”：垃圾分类已覆盖县城70%的区域。

    横县，走过了怎样一条分类之路？

    南都记者 蒋乐进 发自广西

    环卫工摸黑偷倒垃圾

    “我是带队的，4个人都是壮小伙。一定要揣上铁棍，等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出发前恨不得拜下关二爷！”

    40岁的吴文坚猛吸了两口烟，上世纪90年代“惊心动魄”的工作场景又浮现眼前。他是横县环卫站西区的组长，十几年前是一个普通的环卫工人。

    1993年，吴文坚进入环卫站，图的是“稳定”。关键是，“县城才几万人，垃圾少，环卫工也挺受尊重。”

    扫了三四年大街之后，这份清闲突然消失了。吴文坚接受了领导安排的夜间“秘密任务”——— 带队以“游击战”的方式倾倒垃圾。

    那几乎是当时县城垃圾的唯一出路——— 环卫工们拉上满满的数车，在夜色掩护下运到偏远乡村，迅速倒掉后返城。城北10-30公里范围内的马岭、石塘等乡村均被踩过点，倾倒点只需符合三个条件：空地，附近无人居住，可驶入手扶拖拉机。

    带上铁棍行动丝毫不夸张。某天晚上10点，吴文坚们正在悄悄倒垃圾，突然被前来蔗林查看的农民发现。对方猛地一声大吼，环卫工人们吓得一踩油门就落荒而逃———3车垃圾才倒了1车。

    偷倒垃圾若被村民逮住，轻则清理现场，重则被扣车、赔偿。吴文坚记得，最危险的一次是，另外一组4个同事被四五十名手持铁锄等器物的村民团团围住。

    吃力不讨好的“游击战”，当时在横县环卫部门看来，实属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之初，县城的垃圾成分单一，可以直接运到果园堆肥，果园主们都抢着要。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包装袋、塑料等混杂其中，难以分拣，垃圾从“香饽饽”变成了“狗不理”。

    环卫站曾在城郊殡仪馆附近设简易填放点，但垃圾太多，一时无法及时处理，臭气熏天。附近居民抬来电线杆把填放点的门口卡住，阻止垃圾入内，有时候垃圾车甚至还在中转车站的车库，就被“连人带车用同样的方法困住”。

    双手挖掉垃圾山

    垃圾车受困，惊动了横县领导。

    归根结底，是累日堆积的混杂垃圾，成为了县城隐患。

    现任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说，上世纪80年代，横县垃圾日产量10余吨，90年代末增至六七十吨，每年还以5%-8%的速度增长。

    在县城，“母亲河”郁江岸边的马鞍街、西街(下称“两街”)区域是县城古区，青石巷狭窄，环卫车无法开进，居民干脆把垃圾直接丢入江中。

    “两街”区域的果糖大楼斜坡街宽敞些，可等不及环卫车定点收集，垃圾已经被居民堆到了街上。1997年秋季一个晚上，时任环卫站邓站长和吴文坚等6人前往斜坡街查看，现场碰到居民乱丢垃圾。“我们当即制止，可有人一喊，几十号人跑了过来。”吴文坚回忆，在争吵之中，邓站长还挨了一拳。

    这场有关垃圾的风波惊动了警方，最后横州镇政府、环卫站、当地居民们在政府大楼协商，方逐渐平息。

    待到2000年，横县准备在“两街”236户居民中试点垃圾分类，居民向政府提出了条件：

    “让我做垃圾分类，政府要先把郁江垃圾处理，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凭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分类？”

    吴文坚当时是收费监察员，也被环卫站派去清除垃圾。同行一共8人，只有2个男人。江边厚厚的、散着浓郁咸鱼味的陈年垃圾，混杂着臭石头。机动车开不过去，他们就用竹筐一筐筐装好，再抬到大街上。

    垃圾小山一共有6座，用铁锹也挖不动的时候，吴文坚们只好用双手去抠。“那是一生最臭、最苦的活儿。”不过，回忆起来他却笑了——— 居民们终于服气了。

    花了整整6天搬走陈年垃圾，此后便有专员在江边监督。每遇到一个乱丢垃圾的居民，监督员除了进行教育，还让其一起监督，直至遇见下一个违规者。

    “光荣的政治任务”

    横县政府痛下决心推行垃圾分类，不能不提与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的合作项目。

    1993年，经上级推荐，横县政府与IRR签订了协议，随后7年，IIRR在横县推行“旨在提高农民的生存技能和基本素质”的“平民教育”。

    时任IIRR项目中国部协调员的张兰英，被横县领导问起国际上垃圾处理的方法，提到了垃圾分类。1999年，横县有关人员赴菲律宾西朗镇考察后，决定把垃圾分类提上日程。

    分类，也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那时横县城东郊区有4.7亩的场地处理垃圾，但“每年要租车清运2至3次，需50至60万元的清运费”。横县建设局局长陈增洪分析，此外一个垃圾焚烧炉最少数百万元，一来横县买不起，再者垃圾的量也未到用炉子焚烧的程度。“只能靠分类恢复垃圾的纯度，再堆肥”。

    准备推行垃圾分类时，IIR R的“平民教育”发挥了作用。其理念是“尊重每一个人，相信每一个人的潜能”。张兰英记得，最初培训时，一个20多年工龄的环卫女工发言，站起来就哭了，说“从来没人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我一定好好干。”

    全县垃圾综合管理培训班自1999年开班，相关官员、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居民代表等其后数年轮番入班。

    与此同时，科研人员与政府部门开始垃圾的成分调查、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横县垃圾大致分两类：可堆肥垃圾(占81.11%)和不可堆肥垃圾(占18.76%)；而居民问卷参与率98%，对垃圾分类的支持率达到87%。

    几经讨论，分类项目团队决心在问题严重的“两街”入手，“这里拿下了，县城没有拿不下的地方”。

    分类的方法很简单：政府给每户发放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一个放吃剩的食物，另一个放其他。每天下午约6点，环卫工人会用手推车上门收集。而电池等有害垃圾则另外放置，每周日收集一次。

    专职劝诫人员、居委会大妈负责将IIRR的“平民教育”理念向每个居民照本宣科，而分类工作做得好的家庭，每月会得到洗衣粉、肥皂等作为奖励。这样一来，退休的老太太成为了最积极的拥护者。

    试点3个月后，“两街”获得成功，居民实行的垃圾初步分类，达到了95%以上的正确率。横县由此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香港浸会大学黄焕忠教授给予的10万元支持，这10万元作为配套资金投入，垃圾分类开始从“两街”向整个县城推广。

    待到2002年，吴文坚在城北上门做分类启动工作时，那里的居民早已艳羡“两街”试点成功所带来的整洁和优越感，“说自己分类是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征服“钉子户”

    推动居民适应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吴文坚也曾遇到“钉子户”。

    那是2002年，有名醉酒的男子硬是不肯分。“都想打他”，“他不分我就不收。”吴文坚暴着青筋说，自己在门外大喊“要分类”，还贴了纸条。次日男子还是不分，垃圾已经发臭了，吴文坚就把他喊出来，手把手地教。第3日，“醉酒男”开始自觉分类。

    吴文坚本已戒烟两年，但在垃圾分类的口舌工作中，又开始更厉害地“复抽”。如纠正“醉酒男”行为的类似工作，环卫工们和居委会大妈、分类监察小组成员会轮番上阵。“比到村里偷倒垃圾更折磨人。”他说，前者是一次性的惊险，而后者却是在经年累月地搬“臭石头”。

    机关单位也是块难啃的石头。

    现任环卫站站长何成新曾接到县政府机关事务局、公安局、检察院等来电，质问这个建设局下面的二级部门缘何不收垃圾。他回答的口气很强硬：“不分类就不收，要让我收不分类的，你先让县委县政府下个文件！”

    何成新笑着说，所有的机关、单位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横县县委宣传部提供的材料显示，垃圾分类工作2008年已经覆盖了县城70%的区域，正确率达95%以上。这个已拥有9.8万人口、城区面积12平方公里的县城正享受着分类的成果：此前每天填埋60-80吨垃圾，现在仅不到20吨，单此项能把垃圾填埋场的寿命延长3倍。

    而这个“样本县”的故事在光环之下，亦有自己艰辛。

    横县有关官员坦承，商铺林立的大街、流动人口众多的租户区等仍是分类区中的难点，“人多难免乱扔，扫街的垃圾成分太杂太散，也无法投入分类。”

    与经济发展大计相比较，垃圾分类的资金投入也是一个问题。“推广在2005年后就举步维艰，国际合作项目完结后，一直投不上钱。”横县有干部直言。如今，县政府领导已承诺想方设法拨款，在余下3成区域推广垃圾分类。

    政府“集中”优势

    横县垃圾分类的原始动因———不可堆肥垃圾，其填埋终端亦处于完善的现在进行时。

    目前，横县有3个垃圾中转站、1个生物堆肥厂和1个垃圾填埋场。

    2004年开始运作的垃圾填埋场，“那只是个废弃多年的大鱼塘，只能在没有先进防护技术条件下简易填埋。”有官员解释，“我们没有技术设备，无法分开粘带的垃圾水。”

    在规划之中，另一个征地70亩、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型填埋场，总投资估算为3368万元，这对于横县城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而这个小县城之外，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具备经济实力拥有大型焚化炉等先进设备，却均因在终端处理上受民意所困，使人们把目光上溯，重新聚焦于垃圾分类。

    对于它们而言，横县经验是否有借鉴意义？

    香港浸会大学黄焕忠教授近期接受了珠三角环境应用中心1300万经费，开展垃圾分类与社会调研工作。他认为，在横县这样较偏远的小县城，分类可以用非常简单方式进行，完全由政府包揽，而在大城市，更巨大的垃圾规模和更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会导致垃圾公共事务管理与企业参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矛盾更突出。

    “如果是城市管理的公共事务，那必定会缺乏资金。”黄焕忠认为，政府若将垃圾分类作为绿色产业扶持，空间或许可观。虽然内地政府在这方面有不少尝试，但目前企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所把握的度，尚缺乏较好的案例。

    如今已是环保界积极分子的张兰英则认为，横县方式可以推广，它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特色优势，应用于垃圾分类领域。张算了笔账：只要政府将动辄以亿计的焚化炉设备经费的0.1%用于公民的垃圾分类教育，1%用于各种垃圾分类设备等投入，加之政府“集中”的优势，就可较好地开展。

    横县环卫站西区组长吴文坚，则琢磨着电视里播放的日本、德国的严格精致垃圾分类———横滨市给市民派发的手册达27页、条款有518项，如口红属可燃物，但用完的口红管属小金属物。与之对比，横县目前的分类仍属“粗放型”。

    “路还有多远？”和横县官员一样，被问及这个问题，他会扬起手指说：需几代人才能真正彻底完成分类。